主体缺席的高教改革
傅向红
前几天，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潘俭伟发文告建议改革国立大学校长
遴选制度；4 月 8 日，《新海峡时报》也用三篇报道讨论大专教育教学
人员素质和学生素质问题。
这些课题都非常重要，如果马来西亚要迈向更文明、先进的社会。
但是，以上现象告诉我们，马来西亚大专教育改革的话题，往往不是由
学术社群主导，而是由政治人物、媒体和时事评论人带动。
到底我们的学术人员、学术社群（academic community）去了哪
里？是他们不方便谈，还是没有能力参与大专教育改革？
不管是以上哪一种原因，学术社群声音集体缺席大专教改论坛，其
实正好凸显我们的大专学府真的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大专教育的主体，
不正是学术人员和学生吗？可是学术人员在这个关键课题上，却是集体
的沉默。
这可能是 aku janji 紧箍咒压住了学术人员的喉咙，因此废除 aku janji 政策，可以说是改革大专学
术的第一个必要步骤。
当然，在学术人员的选拔和教学及研究质量的管理上，我们也要有很好的制度，不断提升教职员
和学生的学问和能力，让他们能够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同侪（peer）交流知识、互动、切 磋。
去年五月底，我们的高教部以公开方式招聘教研人员，但却以中学生式作文题目测试其能力，肯
定是一个大专招聘制度的疏漏。招聘过程透明，固然重要，但若没有相应严格的学术专业评定标准，
将流于噱头，多于实质改善师资水平。
高教改革的三个问题
除了学术、教研人员的水平问题，要改革马来西亚的大专教育，至少还有另外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就是潘俭伟谈的校长遴选问题，我们的大学校长遴选缺乏透明的标准和制度。
第二、 就是学生遴选的公平性和素质问题，是昨天《新海峡时报》关心的。
第三、 就是要改革办学的目标或教育的内容。
校长和学生的素质问题，过去我们的社会舆论谈得比较多。尤其是学生的入学标准、公平性和透
明度的问题，几乎年年都在谈。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和马来西 亚高等学校文凭（STPM）发榜
后，国内中文报都会例行地、主动地配合那些号称以族群利益为主的华基政党，演出一场又一场滑稽
的“民族英雄”剧。
反倒是第三点，办学的目标和教育的内容，我们谈得比较少。
1
如果今天我们要了解国家办学方向和目标的改革，我们必须借鉴国外大专教育的发展与变迁。我
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的所谓“大学”，它其实是西方的教育和文化制度的移
植。
大学教育的三阶段变化
在西方，大专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19 世纪工业社会以前，大学教育其实是精英教育，教
学内容不分学科；后来因应工业社会的变迁，慢慢地把科学研究和工 业发展等实用型知识，纳入大
学，科系划分越来越细，从精英式人文教育走向大众化技职教育或劳动技能训练。这是西方大学教育
的第一次变化。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法西斯主义的毁灭性，迫使整体西方社会开始反思工业社会对人类
及其文明的影响。欧美的大专学府，重新把所谓的“人文教育” （liberal / humanistic education），也就
是今天我们称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课程，加入大专课程，成为大学的核心、必修课
程。其目的是要让大学生能够认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并因此而更加认识自己，对自己、对 历史、对
社会更自觉。这是西方大专教育经历的第二次转向。
到 1980 年代，西方社会的学术社群，开始反思自己跟西方以外世界的关系，美国史丹福大学带
头把东方世界的文化经典，比如《论语》、《可兰经》、《源氏物语》，让东西文化在大专校园得以
交汇。这就是第三次的转变。
从第二次到第三次，虽然整体转向“人文、通识教育”，但西方大学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技职或劳动
技能训练，而是两者并重，满足学生的心灵和物质需要。
反观马来西亚，每每谈到大专办学目标、教学内容改革，我们总是把大学视为为市场提供劳动力
的工厂，把失业问题丢给大专教改，完全没有意识到人文科目的缺席，无视工商业发展对社会文明的
影响与冲击。
马来西亚至少落后 60 年
对照西方这三波改革，马来西亚社会的教育改革至少落后 60 年。而我们的亚洲邻居台湾、韩国
和中国，他们早在 1990 年代已经追随西方教改步伐，反思大专教育 的办学目标和课程改革，重新把
通识课当成重点。相对于这些亚洲邻居，马来西亚的改革也落后了至少 20 年。把大学教育视为生产工
商业社会劳动力的看法，其实 是倒退到西方的 19 世纪。
今天国内大专教育这个困局，一方面固然是国阵政府自 1970 年代以来，利用各种扼杀校园自由
民主、学术自治自主 的政策操弄教育之恶果。但是，我们如果欲追求优质的高教改革，我们必须自觉
到，西方的高教改革，绝非由上而下，也非由政治领域之领导人带动，而是由自发、 自主、自觉的学
术社群主导。
若国内大学只有教书匠，而无自发、自主、自觉的学术人员，共同努力打造学术交流平台，让学
术同侪得以在其中反 思、较量知识文明的发展，形成个别成员具备独立精神人格，但却共同对知识文
明有关怀的学术社群，主动提出大学办学纲领，那么我们的高教改革，将不过是政党 之间角力的政治
舞台，或者是继续成为特定政党集团借以酬佣朋党官僚与族群利益的场域。
（独立新闻在线‧夜间飞行‧2008 年 4 月 9 日）
2
谁要学术自主？----华教故事另一章
傅向红
当华社看到新纪元学院行政、学术高层，与理事会发生严重矛盾的新闻时，心里有什么感受？愤
怒？错愕？震撼？悲伤？难过？也可能是混合以上各种，五味杂陈。
在这种时候，总会有人跳出来高喊“华教属于华社，不是个别人资产”、“华教一家亲”等等，然后
过没多久，又有类似的纷争发生。
这现象意味着什么呢？恐怕是反映出，大家
对华教团体该如何民主化、现代化和专业化缺乏
认识。道德口号的盛行，凸显大家缺乏现代化和
专业化的管理观。这个“一家亲”道德口号，不仅
是普遍华社对华教团体的期待，也是站在董教总
前线的华教工作者自我约束的信念。它是过去几
十年，华教工作者因为长年疲于应对国阵威权打
压母语教育，无暇处理内部教育专业、行政与董
事三方之间的张力，而培养出来的回应内部差异
及张力的惯用手法。
遇上渴望见到华教现代化、民主化的人提问“从结构上看，教师与董事之间应该会有劳资冲突的张
力，何以董总和教总会合为一体？两者联合，是否会伤害教育专业、学术自主？”时，站在不同岗位的
老中青三代华教工作者都会不约而同回答你：“你这么问，似乎很想看到华教分化。董事和老师、董总
和教总，都是一家亲。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不合理 的教育政策和政治敌人。”
就这样，道德取得了话语主导权，学术、行政和资本家三方之间张力如何取得良性制衡、如何建
立相关机制的讨论， 被一次又一次压抑了下来。专业自主、学术自由，也就这样成了鸟笼中的自主和
自由。现代化、专业化的学术管理，在同仇敌忾对抗外敌的口水中被淹没。国阵的强 大、教育部的可
恶，成了华教支持者拒绝自我反思、推迟进步、延后内部民主转型的借口。团结对外的前提下，华教
工作者自身一再容忍，甚至姑息非学术专业对学 术专业的干预。
我们不能否认，强大的政治外力在眼前，强调内部团结有其现实急迫性和重要性。但是团结不应
该以牺牲教育专业和校园行政自主 为代价。正视内部差异，掌握学术、学校行政和董事三方各自服务
的不同信念和目标，才有可能建立良性制衡机制，让学术、行政和董事三个群体在充满动态互动、 相
互制衡的情况下，时时调整步伐向前迈进，共同面对外部威胁。
由此观之，上周末爆发的新纪元学院行政、学术主管与理事会的对立，并非华教 内部的少数特
例，而是积累已久的普遍问题。此次事件爆发以来，可以看到“校园自治”和“学术自主”乃由新纪元学
院行政主管和系主任口中喊出，本身就隐含着 一个不利于学术发展的讯息：老师们何以缺席这场校园
自治和学术自主的论战？身为教育的主体，“学术自主”难道不是对老师影响最深吗？到底老师们对“学
术自 主”有何看法？
国立大学有 aku janji 捆绑学术人员，再加上教研职位早已沦为为国阵酬佣朋党的私器，学术自主
意识难以培养；私立院校财团利益至上，亦不利催生自觉、自主、自发的学术 群体。那么华教体系下
的民办学院呢？没有 aku janji 和财团利益的约束，民办学院的讲师何以亦缺席校园自治和学术自主的
论战？老师们如何看待这次行政、学术主管与董理事之间的争论？
面对这现象，我们应该要思考，问题到底出在那里？因为那是“上级、高层”之间的斗争，所以老
3
师不便发言？老师缺乏校园自治、学术自主的制度想象力，所以无能发言？不管是老师们不便、无能
还是缺乏想象力，这被动与沉默的现象，对华教来说都不是好事。接着我们便应该问，是什么样的学
术管理制度，让老师们都那么却懦、被动与沉默？是什么样的专业管理机制，使得老师们不便提出高
等教育的理念、愿景，甚或可能是缺乏学术自治与自主的想象力？
针对这次冲突事件，杨泉博士 6 月 16 日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如是回应：“国内外任何大
学都由理事会管理，而理事会则由不同的专业人士组成，代表不同层次的观点；理事会拟定办学方
针，而大学的运行则由校长负责，这个制度本身并无问题；而且院方和理事会对立并不奇怪，这是自
然的组织现象。”（看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6979 ）
杨博士的谈话，点出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两个重点，提醒不同岗位的华教工作者必须思考两个问
题：第一，当下理事会成员是否具备教育/学术专业能力？其成员的比例，有没有反映出治理教育机构
所需 要的各种专业？第二，有何机制处理学院和理事会的对立，或者说学术专业群体、行政与董事之
间的张力？
我们不能否认，一校的行政团队和学术 团队的表现需要有适当的观察和评估制度，才能保持学校
的行政效率和学术创造力。但由于华教内部民主化不足，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学术专业成员在相关议
会的代表率过低，一些工作评估机制经常沦为部分华教领导人争权的工具，促进行政效率、提升学术
创造力、维护学术自主，反而成为假改革的点缀品。
这么多年来，如果说新纪元学院有学术自主和校园自治的话，其基础也是极其脆弱的。看新纪元
学院学生会创会会长刘镇东对学术自主、学生自治的坚持，在其学弟妹身上留下几许痕迹；看老师们
在攸关学术自主、校园自治的讨论上被动和沉默；看部分领导层对自身权力缺乏自制，就可窥知一
二。要摧毁自主与自治只在弹指之 间，但是要建立它却非常不容易。自主与自治的信念如果没有制度
化，也不过是泡沫而已。
如果华教及其支持者继续回避学术专业管理的问题，以“一家亲”、“团结”掩盖内部张力，恐怕只会
拖延新纪元学院以及国内其他大大小小独中的现代化和民主化。308 以后，强大的政治外力濒临崩
溃，去除外部威胁后的华教，其内部问题恐怕只会更加突显。
到底是谁让学术自主变泡沫？华社应该张大眼睛辨认学术自主、校园自治的敌人，并更积极展开
学术管理技术的讨论，使华教更符合学术发展的目标。
（当今大马‧2008 年 6 月 19 日）
新纪元学院内部矛盾再浮台面
暴露董教总教育中心组织弱点
【本刊曾薛霏撰述】新纪元学院上周末闹出理事会不让部门主任列席的争端后，成了华人社会关
注、中文报纸高调报道的焦点新闻。新一轮的争端乃董总及新纪元学院潜伏着的内部矛盾的另一次浮
上台面，也暴露了管理新纪元学院的董教总教育中心组织上的弱点；华文教育文史工作者李亚遨直
陈：董教总不该办学院！
4
李亚遨不赞成董教总承办大专学院，因为我国目前的教育环境和 1950 年代申办南洋大学及 1960
年代申办独立大学的环境大不同；当时由于民族教育受到压迫，而且华文独立中学的毕业生无法继续
升学，因此有申办中文高等学府的需要。
“但是，1980 年代后，我国政府对教育政策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独中毕业生已有很多升学途
径；因此，董教总并无必要负担开发和管理新纪元学院的责任。”
现任林连玉基金丛书主编的李亚遨对《独立新闻在线》说，董教总在华小和独中已有很多工作要
做，办学院只会让董教总的工作失焦；“教总应该专注负责华小问题，特别提升华小教育素质，而董
总则专注独中教育改革工作。”
新纪元学院的业主是董教总教育中心（非盈利）有限公司是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
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和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独大）积极推动，在 1994 年成立，目
前有 53 个会员。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上周六（6 月 14 日）召开本年度第三次会议，闹出不让各部门主任列席会议的
纠纷，14 名部门主任发表《新纪元学院行政与学术主管告社会大众书》非议理事会主席叶新田独行独
断。第二天，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及叶新田为新纪元学院的部门主任的任命权谁属的问题展开隔空
骂战，成为一些中文报章的头条新闻。【点击《东方日报》：新纪元学院风波:叶新田柯嘉逊撕破脸 主
任征聘权点火头】
有组织上的内在弱点
李亚遨（右图）今天对《独立新闻在线》说，外国大学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而且有悠久历史、
以专业方式管理，反观管理新纪元学院的董教总教育中心，在组织上就有内在弱点。
他举例说：“某人进入董总和教总工作，跟着加入董教总教育中心，然后董教总教育中心成立学
院，他们就负责管理学院；但是他们本来可能不是搞教育的，现在却有责任管理这所学院。这不是是
非的问题，而是负责管理高等教育学府的人必须有相关的概念和训练，才可专业地管理学院。”
他说：“东方社会在管理上常产生人治问题，这是因为东方社会没有西方商业管理的传统，因此
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个人对制度常常会有许多主观看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领导人本身抱持的管
理概念也不见得真的可行；管理人认为的好制度，不一定有利于这个机构的管理。”
主管任命应上报理事会批准
与此同时，新纪元学院理事会前任秘书杨泉认为，从管理大专院校的角度来看，新纪元学院院长
受雇于新纪元学院理事会，必须执行理事会制订的办学理念；而且院长虽然负责掌管校政，可聘请部
门主任或学术人员，但也必须根据程序交由理事会批准。
杨泉（左图）曾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他对《独立新闻在线》说，新纪元学院理
事会的责任是推广和发展新纪元学院，包括聘请院长及评估院长的表现，以确保院长根据理事会章程
执行校务。
他说：“理事会应该定期评估院长的表现和成绩，包括校长与理事会的关系、双方的交流等。倘
若理事会发现院长无法执行理事会制订的办学方针，可以终止校长的聘约。此外，理事会也必须不断
自我评估，若发现办学方针出问题，应相应调整。”
他也说，理事会不能干涉学校的行政运作，以保障学术自由。
5
杨泉说，国内外任何大学都由理事会管理，而理事会则由不同的专业人士组成，代表不同层次的
观点；理事会拟定办学方针，而大学的运行则由校长负责，这个制度本身并无问题；而且院方和理事
会对立并不奇怪，这是自然的组织现象。
董总前会务与组织局行政主任王瑞国则认为，理事会和院长的关系显然是从属关系，理事会负责
管理院长，而院长则负责执行既定的办学方针。
“由于这层管理（理事会）和被管理（院长）的关系，若院长发现有什么问题，应该把问题提出
来；若理事会认为可以接受，就没问题，若理事会不能接受，院长可能需要考虑是否该离开。”
理事会权力不能被否决
他说：“若从组织结构看，新纪元学院是董教总教育中心管辖的学院，而学院理事会成员除了董
教总教育中心的代表之外，也有讲师及学生代表；姑且不论理事会成员的素质如何，理事会管理学院
的权力是不能被否决的。”
王瑞国（右图）现任霹雳州育才中学百年校庆执行主任，他认为，当学院章程已阐明理事会有此
权力，按章行事就是法治，若凡事都以“按照传统”，那是人治；“既然已有明文规定，就不能违反
章程。”
另一方面，新纪元学院学生会创会会长、民主行动党槟城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昨天发表声明
说，新纪元学院草创至今已迈入第十年，从创办开始，就秉持着校园共治，独立自主的精神，学生、
学术层及行政层作为校园的主体，共同发展学院，是新纪元学院多元开放的办学基本原则。
“学生自治、行政自主、学术独立及校园共治，是新纪元学院有别于其他国立、私立大专院校的民
主办学的精神所在，也是华社共有的建制，需要大家理性尊重。新纪元 学院是华社所共有而非私人企
业，因此在作出任何重大决策及改变，都应该咨询各方面的意见，收集专业人士的评估，公开予华社
参照，才是作为推动华教长久发展 的基本原则。”
（独立新闻在线·2008 年 7 月 16 日）
新纪元和理事会唇齿相依
张良储
新纪元学院理事会和院方管理层的分歧，已经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华教界两位元老沈慕
羽和张雅山，主张在协调工作取得共识之前，新院应该保持现状，以免内耗外张有损共业，董总的几
位法律顾问也建议续聘现任院长柯嘉逊主持院务，在当前特殊的大环境中先稳住阵脚，再求飞跃发
展。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理事会诸公似乎非拔掉他们的眼中钉不可，在众议纷纭中立即
对柯院长发出约满通知书，宣布公开招聘新院长，并表示欢迎柯嘉逊应聘云云。这种我行我素、迹近
掩耳盗铃的行径，十分令人费解，特别是读了新纪元毕业生苏芸若写的“新纪元学院的人和事”之
后，不免觉得理事会诸公行事之怪异，以及对华教事业前途之关爱，竟然远不如莘莘一学子。
我一直非常冷静地关注新纪元事件的发展，也高度赞扬爱护华教的华文报章响应华教团体呼吁，
，提供争议冷却期。可是现在看起来却徒劳无功，协调小组的努力也
在协调工作进行期间“为大业讳”
前功尽弃。
6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简单地说，就是拥有权和管理权的争议。说白了，就是个人权力欲望的嚣
张，已经凌驾于华教利益之上。
董总是新纪元学院的法人，理事会代表董总实施监理权，这是谁都不能否定的规章制度，任何企
图架空理事会、使理事会变成橡皮图章的企图，都不被允许。但是，在理事会聘用专业院长和主任级
学术人员管理学院之后，管理权就归于院方，校园生态和学术绩效概由院长直接对理事会负责，理事
会主席既不能扮演太上院长的角色，理事会成员也不应该抱着老板心态过问学院日常事务的管理。理
事会有绝对权力根据专业意见、学生家长和学生代表的评价，对院长和他所带领的学术人员队伍的能
力作出评估，并决定其去留。在这个过程中，理事会主席和理事会成员必须能保持公开透明、公正合
理的处事态度，不夹带个人成见或私人恩怨，尤其不能以公众信托之名行发泄私愤之实，畅所欲为。
个人以为，理事会和院方应该是唇齿相依关系，管理上的分工，只要职权划分清楚，强化制度各司其
事，就无往而不利；若一方非咬破嘴唇、另一方非打断牙齿不可，则新纪元学院将永无宁日。
我想在这里向理事会诸公进一言，世界各国学术机构和传播媒体的管理，都属于专业要求高端的
管理，因此拥有权和管理权的界定十分清楚，主要是因为它的文化使命涵盖了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
神圣目标。
19 世纪末，美国的史丹福大学发生了一件校方董事长和教授闹得很不愉快的事件。事缘有一名叫
爱德华‧罗斯的社会学教授，公然在课堂上主张美国的铁路交通应该国有化，不能任由私营企业把
持。谁都知道，史丹福大学是由里兰史丹福捐出巨资创办的，而这位先生正是靠经营铁路发家的。当
时，还在担任董事长的史丹福遗孀怒不可遏，爱德华‧ 罗斯教授立即被炒鱿鱼，另 7 名教授追随辞职
抗议。这件事引起当时在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执教的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很大的感触，1913 年，在他
的倡导之下，召集 18 位教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织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筹委会，选出哲学家约翰‧
杜威出任主席，1915 年正式宣告成立，约翰‧杜威成为首任主席，开维护校园自治和学术自由之先
河。
引述这段史实，主要在于说明教育是千秋大业，董事会所承担是一种社会义务，也是一种任劳任
怨的社会分工，抓的是大方向，不能因为本身是院校经费的筹措者，就认为直接插手校政是理所当然
的事。双方如果能回到共同目标，以大局为重，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我不以为有甚么问题不能在大
是大非的原则底下获得解决。
（星洲日报／言路‧2008 年 9 月 25 日）
新院风波里被遗忘的制度讨论
王慧仪
在新纪元学院事件刚发生时，加上媒体的报导，有许多身边人对于新纪元学院和董总内部的问题
产生好奇，由于本身是该学院的毕业生，所以相对的也有许多人会询问我的看法，但是自己都是以一
笑置之的态度来回应。
今天，人在台湾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位大马的朋友问说，新纪元学院事件，你站在哪一边？针对
这样的问题自己是觉得好气又好笑。这主要是自己不觉得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或者区
分说个人站在哪一派后，才来进行对事件的讨论，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是有问题，也对事件一点帮助也
没有。
在 9 月 25 日新院 20 主管发表文告力挺院长柯嘉逊，以肯定柯院长在新院多年的领导和成绩为
由，要求董事部续聘之，甚至提出柯嘉逊“是出色的教育者，因为本身的素养，他已经把新纪元学院
7
办成一所具有人文教育感染力的学院。”
今天新纪元学院面对的问题，不应该以柯院长个人素养、个人成就来作为讨论焦点，它把新院个
人化，忽略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反省和对制度的敏感度。大家只是把目光集中在院长去留的问题上
面，反而忽略了新院行政人员、学术人员和讲师的聘请制度的建立的必要性作出讨论。
另外，董事部指出是否要继续聘请柯嘉逊博士院长的问题，目前有有两种不同的以意见，而公开
征聘是折衷的做法。文告中指出，一种是认为柯嘉逊人才难得、新纪元学院不可以没有柯嘉逊博士担
任院长，否则可能会垮掉；董事部应该不需考虑就续聘。第二种意见是柯嘉逊博士的行政能力和人品
都不适合在担任院长一职，不应续聘。董事部现在采取公开征聘可算是折衷的做法。
个人觉得，双方都把事件的关键放在柯嘉逊院长的个人问题身上，反而忽视了背后隐藏的聘请制
度不完整的问题。
这不但让整件事容易陷入，维护自我权力、当前利益或者解决双方恶劣关系的陷阱，也对于应该
以学生利益、教学的未来发展以及过去新院教育理念的实践和建设而进行的探讨完全排除在外。笔者
认为这才是董教总教育中心以及新纪元学院的主管、讲师和学生应该面对的潜伏问题。
虽然董教总教育中心在针对新院 20 位主管发出的文告“柯嘉逊博士不在就将会使学员的人事、计
划中的工作、明年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案草拟陷入混乱。董教总教育中心针对这点也回应道： “这是否反
映了新纪元学院缺乏正规的行政机制和工作计划？”这仿佛显示出董教总教育中心也看到问题的根
本，但却把自己排除在问题之外；似乎问题的根源和董教总教育中心，叶新田的领导以及董事部无
关！这也是本身对一些华教人士和发展华小工委会合理化董教总教育中心的做法，不茍同。
然而，董教总教育中心在柯嘉逊续聘问题上在未获得妥善解决和处理就在中文报章刊登广告，公
开招聘新纪元学院新院长，甚至提出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对新院的管理权，包括院长的聘请，“不容
被质疑，也不应受到挑战”的说辞来正当化以上有缺陷的处理方式，这等同于把新院长久潜伏的问题
扫在地毯下，继续视若无睹。
个人针对这个课题，有关站在哪一方或者挺哪一方的询问，觉得很无聊的。学生会对于这样的课
题作出的回应除了让人觉得安慰之外，也让人失望的。学生会发表文告，表示新院学生希望柯院长留
任的文告。但是对于新纪元的潜伏问题视若无睹，也无力探讨和质疑。
柯院长和董教总教育中心都应该放下不必要的对立，在顾及新纪元学生以及学院的发展下，认真
的对以上问题作出理性的讨论，这不但是展现对华社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于新纪元学院质量的作出
积极的批评和肯定。双方认真地对新纪元学院的人事改革做出讨论，例如，院长的就职年限、教师聘
任和职务晋升制度、升迁机制、院长是否应接受学生公开投票的方式作为评量、院长的职责和权限、
学院的学术自主和发展、讲师和员工的福利和保障。
另外，如果事件最后的结果只是沦落到双方的协商或妥协，当双方都找到彼此想要的双赢的时
候，最后吃亏的是否会是学生呢？这是作为新纪元学院毕业生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注：作者是新纪元学院第 9 届毕业生，目前就读世新大学新闻系。
（当今大马·2008 年 9 月 28 日）
8
新院院长遴选应体现校园民主
张溦紟
董教总和新纪元学院之争已然无法透过两造或调解小组的劝解来获得协商。如今，董教总企图单
方面行使权力直接施压，不过可能碍于它长期必须仰赖公众支持和承认，所以选择用了一种迂回和低
调的方式，发发新闻稿、算是向外做鸵鸟式的交代，且拒绝进一步聆听外界异议。
不过，这个决定似乎无法获得大众信服，舆论仍然在四处热烈蔓延中，且对立的态势似越趋严
重。
院长若有过，雇主亦难卸其咎
这个单向决定无法获得大众信服，首先在于它无能提出不续聘的具体解释。既然董教总自以为掌
有院长遴选和约聘的权力，并自诩为既是出资人又具有学术专业水平的单位，就理当对你的员工，尤
其是面对一个服务几近八年、如今也受到新院管理层和外界部分支持的员工，做一个工作表现的基本
评价。
一来是履行一个称职雇主的基本任务，同时也是你对这个必须长久依赖的公众，做一个清楚地交
待。否则，我们怎么还能相信失责于这次任务和义务的出资人，能够胜任遴选院长、甚至批准主任级
以上的工作。
建议的遴选委会没有详情
日前为了回避外界的持续追问，董教总马上提出成立院长遴选委员的决定，并以或许将深获大众
认同的普世价值如公开、透明等价值来作为盾牌，甚至强调将邀请专业人员担任成员，希望能够阻挡
外界对董教总处理人事正当性的质疑。
然则，关于这个遴选委员会的详细内容也仅此而已。暂且不论冒然掷出企业惯用的一年一聘，有
违一个非营利机构的基本原则；关于公开透明程序所指为何事；日后院长的续聘、解聘等问题要如何
受到规范，董教总仓促的行动似乎都没来得及做清楚交待与说明。
校友和教职员应参与遴选
倘若董教总认同新院所开创的校园自治、自主精神，就应该让校友代表、教师、职员都能够成为
遴选委员会的当然成员。然后，请院长候选人公开发表办校理念和宣言，师生和职员都能向候选人提
问。每名为新院奉献的教师应当具有不记名的投票权，推选他们理想中的人选来管理并协助新院创造
更好的学习条件。
否则，董教总仅以出资人的姿态，或声称“专业人员组成的遴选团队”，始终距离新纪元学院长期
努力开创和试着维续的自治民主精神还有很大的距离。
关于院长续聘或解聘部分，理当延续校园自治和自主精神，或可借镜台湾治理大学的方法。不管
院长是否有违工作伦理或表现欠佳，都必须经过三分之二教师的提议，才能够成为一个认可的议程并
进行讨论。然后，再针对这个提案进行表决，若未达三分之二人数，则此提议不通过。至于可以连任
续聘多少次，也应该取得大家的共识。
9
遴选程序和标准也需要公开讨论
唯有提出具体的程序和标准，并经过即将受到直接影响的新院职员和教师讨论、达成共识，才算
是真正符合公开、透明化的准则。否则，这仍然是一个非盈利机构错以资本家的姿态干预学院经营的
表现。
至于这样的一套程序，有没有可能变成一套空有民主形式，而无实质内涵，还得看这个过程中，
参与者整体而言是否具备对于学术内涵的讨论和判断能力，但这并不是本篇对于目前局势所要处理
的。
引人诟病的一年一聘制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董教总竟然效仿新院管理教师的做法，对院长采取一年一聘制，而未自省这
个制度本身不仅有违一个非盈利机构，长期对外声张基本人权福利的宣称，更对一个院长或教师是否
愿意投入更多心力在教育工作上大打折扣。
率先对其员工教师采一年一聘制的新院，其最大问题在于，它并没有公开说明程序和标准，新进
教师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或符合那些要求，才能够像有的老师可以获准转为三年约或更多，而不是沦
为一种台底下的交换。
这个制度的利害关系在于，教师为了保住饭碗，避免下一年不获续约，就会削弱本身积极参与校
方政策，尤其是提出不一样主张的动力。如今，董教总也依法炮制在未来院长身上，在未征询作为新
院主体的师生以前，直接改用一年一聘制。这和政府控制报业出版的逻辑十分接近，即透过每年出版
准证的更新让报社乖乖就范。
非营利组织应抗拒商业逻辑
不管初衷是不是如此，我们都应该自我醒觉到这个政策本身的最大弊病。全球化下许多流行的商
业概念如企业瘦身、外包制度、拒添正职改用兼职或临时工，都是纯粹站在雇主欲极大化企业利润的
角度，而妄顾付出劳力和青春的劳工的基本权利。作为一个长期涉入社会运动的董教总和新院都应该
对这样的管理方式有更高的自我警惕，而非毫无自觉地搬移那套商业逻辑。
虽毕业数年，但我至今仍然深深受益于两造给我的环境，不管是媒体系授予我知识上的冲击，以
至于影响我后来的方向，或是间接受益于柯院长本人和董教总的栽培，甚或至今仍偶尔因母校在特定
圈子的声誉而沾光。作为一个曾经是，如今也一直受惠的毕业生，我衷心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篇狗吠火
车的文章。
注：本文作者为新纪元媒体系第三届毕业生，现就读台大社会学研究所。
（当今大马·当今专栏·2008 年 9 月 30 日）
思索另类新纪元大学：边缘想象与实践
张溦紟
（续上篇〈新院院长遴选应体现校园民主〉）
今年年初，媒体系的一些毕业生因不满新纪元学院管理层以升办大学为由，仓促实施媒体系人事
10
异动，而跟现任媒体系代主任和院方展开了对话。重提这件“旧”事是因为那次曝露了新院对于升办
大学一事，长年缺乏愿景和计划的问题。
在对话过程中，刚毕业的校友反被追问该有那些大学蓝图，当时的新院管理层，就像此次论战
中，对外提醒大众，讨论的方向应集中在大学规划，但自己却并未提出哪些意见。
我们后来处理升办大学的方式都变项成为被动应付国家学术鉴定局（ Malaysia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的种种要求，而仓促解决各系不符合学术资格的教师，而没有妥善的事后配套。后来
有关申请被退并限制两年内不得提出，我们都未听见院方对于成立大学后，要具体实施那些计划。
大学规划计划仍有待深论
后来，新院与董总之争掀起，也就眼睁睁看着一间承袭当年华社办大学愿望的学院，无力地陷入
权力争夺之中。迄今为止，我只看到新院管理层近来几次发表的文告中，特别提到院长身负推行原来
已在计划中的计划——城市校园的概念。
据观察，此一概念是这次论战中的建议之一，今年年初向院方询问有关大学蓝图时，院方从未提
起此事，想不到数月的混战之中，这个未经深论的计划竟成了意外收获。不过，这总算跟办大学扯得
上关系，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知计划中的具体内容，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听到两造提到那些具体的
办大学蓝图。
须认真反思 MQA 大学标准
在这场泥巴战中，由于只听见两造仅仅聚焦在相互争夺谁要离去谁可留的裁定权，而完全听不见
新院目前那些政策值得肯定、那些计划需要批评检讨，包括如何在接下来两年以更好的姿态准备重新
申办大学等等。我们至今仍未仔细检讨 MQA 到底给了那些拒绝升格为大学的理由，而其中那些专业
意见是我们走过了十年的新院要试图达到的，那些又是刚好跟我们向来要走的路向相斥，以至于我们
要重新思考定位。
面对 MQA 的这些规定，我们的态度和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创造双语或多语教学环境，还是仍然
强调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大学。而一向强调实践与学术并重的媒体系，当前碰到的问题在于:
你要如何找到通晓中文又拥有传播相关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足够师资？媒体一方面是跨学科的领域，一
方面大马实务界大部分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却未必拥有相关学位的。如此一来，我们要如何面对学
术认证机构的这项规定？
将进步价值从理念转为实践
关于上述的讨论仍属于较技术层次，或许还算容易处理。更重要的问题是，也是当时媒体系毕业
生所关怀的，我们打算提供什么样的学术环境给学生。我们一直宣称自己是有别于其它学院，并且没
有商业味道的民办学院，但新院除了有不一样的创校历史和背景、备受国家机器压抑、多年推动下来
的社区服务，和一直希望学生能够对华教历史饮水思源外，我们还有什么？
董教总和新院上下不乏长期参与社会运动的人，一直奋力向这个半威权体制的国家伸张正义、争
取作为一个完整个人的基本人权。但是，我们在自我管理的时候，有没有从师资遴选和每个科系课程
安排上，展现出对多元、批判、民主这些进步价值的认同和坚持。它不应该仅仅是一种信仰，而是一
种实践的可能，即使在我们的教材上。
思考如何突破主流学术框限
就学术而言，我们有没有训练出跟一般以商业挂帅、技术当专业的主流学院不一样的学生。现有
的各科系是否提供学生不一样学派的思想。单纯地罗列每个教师在那些海外留学，其实并不能证明什
11
么。至于到底要如何讨论、判定和塑造这个多元批判的学术环境，还是有赖于新院上下职员和教师进
一步深思的。
例如，经济学除了学习跟一般学院无异的主流经济思想：假设人是理性的，并时时懂得自我计算
利益和不断追求极大化利润（profit-maximizing）外，有没有在学习全球化冲击下，以新自由主义为代
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对于大部分人作为员工的长期基本福利会造成伤害而不自知。抑或，我们忽
略了当下身处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其在地市场运作和逻辑，实际上跟我们直接采用的西方课本
知识大不相同。若直接移植西方全球经济时下最新的知识或会产生错置，以至于我们不自觉地热情拥
抱最新的管理模式如责任制、临时工、企业瘦身。
媒体系批判定位摇摇欲坠
已成立 7 年的媒体系当下就面临这样的窘境。当年庄迪澎先生创立之时，他曾坦言，新院媒体系
实非为了培养以新闻为志业的年轻学子，而是希望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的错误示范，能够让我们在
历史上即正视了危机也找到了契机。不管学生未来还走不走在媒体路上，但愿它能够受到媒体识读的
启发，能够从此对为国家机器所牢牢掌控的主流媒体，有多一点自主的诠释和批判的能力。
所以，媒体系教师向来主张参与社会实践，不管是以论述或是拍摄纪录片或是亲身参与社运。这
一路走来，才让媒体系能够在社会试着走出不一样的路。如今，为了申办大学，目前遗留下来的教师
有多少人还是认同这一条路和价值的，直让媒体系往后的定位摇摇欲坠。
新院遗憾的地方在于，这样的多元、批判、反身性思考的精神，并未在自我管理时一以贯之。作
为一个已离开数年的毕业生，要作上述评断其实未免过于武断。但我欢迎批评，虚心受教，希望董新
之战能够从这个层次去获得讨论，深化论述。对于新院长期自称的校园自治自主的目标和成效，我高
度肯定却也是质疑的。
权益斗争为己也为后来者
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每每碰到权益受损时，往往不自知或有所退缩，那些是我们应负的责任和义
务，都因为我们并未深刻的自我批判，而不自觉自己所在的位置其实对于自身、学院、未来的学生和
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把那些持有异议的学生或教师视为麻烦制造者。
我们应当认识到：在这个紧要关头，不管是职员、老师或学生，这个位置实际上不仅仅是作为我
们个人的，而是具有公共性的。你争取到了什么，后来的人就能享用什么。你没争取到什么，至少你
能让后来的人知道应该争取什么。
弱势团体应警惕“主流”作风
我的忧心在于，董教总和新院在面对异议的时候，都并没有给社会大众一个民主开放的良好示
范。倘若两个机构算是国家机器长年要对付的弱势团体，我想这个弱势团体其实跟主流、优势、强势
团体的思想和态度没什么太大不同，这清楚地展现在弱势团体内部掌权者对更弱势者的态度，差别似
乎仅是这两个“弱势团体”未掌握” 硬权力”而已。
假若此篇论述，未能被当今掌握资源和权力的两造主事者聆听、正视和讨论，但愿新院二十几位
管理层、教职员、现任学生和如今散落在各地仍然继续求学或已在工作的校友们能够听见，进而思考
哪里才是我们要努力深耕、论述的方向。我们要试图建立一个愿景，并提出一个在章程或制度上能够
长久保障校长、教师和学生权益，且能确立多元自主批判精神，才是长久之见。
注：本文作者为新纪元媒体系第三届毕业生，现就读台大社会学研究所。
（当今大马·当今专栏·2008 年 10 月 1 日）
12
吃浓情巧克力看新院风波
邓婉晴
那天看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电影，名字叫《浓情巧克力 Chocolat》。故事开始在 1959 年一个漫
天飞雪的冰冷大地，一个来自远方的妇女，披着斗篷，拉着约 6 岁的女儿，逆着风来到一个法国宁静
的小镇。这个风景秀丽，民风保守的小镇，世世代代以来被世袭的贵族镇长，以天主教的校条紧紧地
约束着。冷清的街道上只看见冰冷的面孔，素色的传统。没有笑声，只有祈祷。
跟随着北风流浪，带着另一传统习俗到来的 Vianne Rocher，在教堂对面开了一间巧克力店。其艳
丽的穿着，大胆的装扮谈吐，加上浪漫诱惑的巧克力，都在无声地吸引着也牵动着小镇居民的生活变
化。但因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让大家都只敢远望而迟迟不敢踏进店里一步。
与此同时， 因为 Vianne 的小店在星期天也营业，让感觉权威受到威胁的贵族镇长，禁止居民接近
这两个不速之客。但是深埋在僵化体制底下的自由思想，随着一位总是热情有礼，看透人心又仗义直
言的神秘妇人的到来，竟在慢慢地融化和解锁。
也是关于制度的历史纪录片
有人说这部屡屡获奖的电影，算是一部女性电影，或是一部悠悠浪漫的爱情片。但对我而言，它
还是一部关于制度的历史纪录片。
什么是制度？根据 North（1990）的定义：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
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
“Institutions are the rules of game in a society or, more formally, are the humanly devised constraints
that shape human interaction.”
制度带来稳定但不保障有效
这些约束条件可分为两种，即正式规则（政府宪法、法律、产权制度、合同等）与非正式规则
（社会规范、常规惯例、道德习俗等） 。制度通过组织的架设，减少人们在日常中面对的不确定性
（institutions reduce uncertainty by providing a structure to everyday life）。换句话说，那是为了让人们的
生活更有井然有序和规律，让人们与社会更和谐一致、稳定地相处在一起。但 North 也强调，稳定，
并不一定就保障有效。
如果制度的设定是社会中所有成员默认且须遵循的一种制约，那么谁又有权力制定制度？一些学
者认为，规则规定是立法者、政治企业家或从事机制设计的经济学家明确设计的结果，一些则认为那
是人们“自发的秩序”。这就能呼应 North 所分类的，前者为人为设计的正式规定；而后者是由一群群
居人类，因某些共有信念而建立起来的自我维系系统，进而形成的非正式规定。
制度僵化成驾驭人心的工具
制度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规范画了圈，人们也因而或自我监督，或被外部权威监督。僵化的思想
因此在严格设限的社会体制中渐渐成型。这时，制度如果被利欲熏心的一方（也就是处在上层阶级的
领导层）紧握在手，就变成了一种驾驭人心的工具。
13
父权制度、宗教迷信等，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被强化巩固至今。即便是在电影中的那个 50 年
代，人们也并非没想过要改变，只是那万斤重的制度铁帽，不由得卑微的渺小的人们去质疑，更别说
逆行。
守旧派以权威压抑改变焦虑
其实，守旧派也并非不想改变。只是他们或因利益关系，或害怕新制度不能保全自己，而妄顾大
众利益，将制度个人化地把自己捆绑在高架子上。他们习惯被人膜拜，不懂如何直视每人所需。他们
更害怕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思想禁锢王国，一旦被挑战就会瓦解崩溃。但是，僵化的制度往往在
新思想当前，显得那么迂腐愚昧，黯然失色。但守旧派尽管暗地里叫苦焦虑，白天仍是面不改色地保
持一派高高在上的权威感。
所以，当电影中 Josephine 从被丈夫凌辱虐待的处境下离家出走，到巧克力店自力更生，活得比以
前更开心灿烂，甚至拒绝丈夫被“改造”后的道歉时；当 Armande 一个古稀之年的老妇人，勇敢地从
女儿手中夺回自己的饮食掌握权——即便那把她推向死亡时；当小镇里肯尝试巧克力的人都高兴地跟
被唾弃的吉普赛游牧民族一起在营火会高声跳唱时，连镇长自己也知道，那个曾经把人们思想框在分
不清是圣经、还只是个孩子的傀儡牧师，还是镇长自己定下的种种教条，都即将成为过去。但另一种
诬蔑和反扑行为，往往就此产生。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为了显示我失了民心还有权力，更一心想用
更严厉的方法“教训”不听话者。
僵化制度亟待新思维的冲击
只是僵化制度往往需要新的思想冲击，才能让处在高墙内的蒙蔽者，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比较
和选择。选择自己要身在怎样的社会。从被驯化成不能质疑审问，看到问题却还要假装不知道的迂腐
思想，演变成能够高歌欢笑的欢乐嘉年华，在电影缩短的演进时光里，不难想象现实社会进程中，人
民思想的开发，需要耗尽多少岁月和多少人的同步开窍，坚持到底的精神和耐力。
制度是一种不断在演进、变化、交替的社会契约。在变与不变之间，需要拿捏的也许只是一种创
新的勇气。但是其背后所存在的意义，远比这两个字来的深远。
有的国家，为了转型，忽略了民众利益。在成文规定的制度底下，走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的毒奶
事件，反映的不只是一个泱泱大国对盈利和生命的价值观，也是其那么多年来的官僚腐败制度体系浮
出水面，为世人诟病的另一宗案件。
有的国家，总是能在许许多多的成文规定中，挑自己喜欢的来用，其他的就如同虚设。我国的领
导人，就总常使用此招来铲除异己，消灭异议的声音。多不胜数的例子，也不用明说。
私心让制度沦争权夺利工具
如果设计制度的人，或能够使用制度的个体／机关，带有私心地打着旗压另一方，制度只会愈发
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
近来的华社风波，其实牵涉到的又岂止是新纪元院长的续聘问题？在这里无意评论孰是孰非，只
是认为，不断以学院作为挡箭牌，凸现个人功劳的柯院长，似乎已经忘记了整个行政机制的存在。如
果没有了一个人整间学院就难以运作，那么虽然之前柯院长所作的贡献不能抹煞，但不免让人嗅到过
度浓厚的“人治”色彩。至于那些力挺的华教元老，是否是希望守着旧有的制度，还是不希望有新的
思潮来挑战固有制度，还是一个有待观察的地方。
另一方面，不断将矛头指向院长个人的董教总，在局外人眼中，就像是个对不乖的孩子采取行
动：你不听我的话就罚你不能继续玩。当双方成文规则如同虚设，这局棋如何继续下，已经不重要
14
了。因为那只是人为的玩意儿，而真正关系到根本的制度体系，双方都不愿去触碰详谈，因为那无法
保全自身利益。
公共政策是掌权者必修的课目
公共政策与制度的关系，是一门范围很大的学问。但是对于全世界那些坐在官椅上的官爷们，似
乎都不懂有这么一门他们应该上的课。事实上，那也是全民应该尝试摸索的。时代的巨轮改变了很多
很多不平等的制度，但如今存在的社会问题，往往仍是基于制度被私欲操弄而造成的。
事件本身会随着时间而淡化，愤怒的不平的赞同的兴奋的，任何感觉都会消失；善忘的人类不管
愿不愿意，也都会慢慢遗忘。但是如果僵化的制度永远存在，就像老树盘根一样缠绕着人们的思想，
尽管社会一直在进步，人们也将永无法摆脱在不平等的制度底下存活。
注：作者是新纪元学院第 9 届毕业生。
（当今大马·当今专栏·2008 年 10 月 3 日）
美国学术自主的借鉴
傅向红
1901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发表了他对中国移民问题的看法，并为此触怒了
罗斯福夫人，而遭解职。随后该校另有七位教授辞职以示抗议。
当时，在杜威等人的领导下，一些大学教师在纽约集会，并成立了
著 名 的 “ 美 国 大 学 教 授 联 合 会 ”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著名的《1915 宣言》（AAUP's 1915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随着那次会议诞生，并为学术自主立下原则：（1）教授
作为教师和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2）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
教师的职位 必须得到保证；（3）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
以上历史，记载在前哈佛大学校长德瑞克•博克(Derek Bok) 的著作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博克前后掌管了哈佛 20 年（1971-1991 年），在 1981 年任职
哈佛大学校长期间写下这段历史(注 1)。
《1915 宣言》的诞生，标志着西方大学历史上的第二波学术自主运动。如果说第一波学术自主的
争取，是科学家与神职人员之间的冲突，那么第二波就是知识分子与出资者（校董）之间的冲突。
对于杜威（左图）等人来说，当时学术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于
保守的董事会和顺从（董事）的校长。为了防止大学行政管理层把某些
价值观强加于他们或禁止他们提出争议的观点和不受欢迎的思想，起草
《1915 宣言》的教授们要求大学必须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保持中
立。
15
1915 年后，随着董事会成员们对大学的认识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将自己观点强加给学术人员的行
为越来越少，学术自主的概念不断得到丰富，范围也得到扩大，逐渐涵盖学生群体，这包括学生可以
选择何时学习、如何学习、学习什么的自主性和自由。
1960 年代，是美国学术自主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水岭。当时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一方面扩
大了学术自主的范围，一方面同时给美国的学术自主带来了新的挑战。一 些激进的学生团体，对美国
大学的办学方向提出了要求。他们要求大学必须负担起社会责任，对人类苦难要有敏感度，要用积极
手段弥补社会的不公正。
这 一场学生运动，对美国大学的影响是双向的，即正负面都有。正面的部分，是以上两项社会运
动成功迫使美国政府采取积极手段纠正社会不平等，并进一步落实到大 学的行政管理，要求学校的招
生条例、空间设计等，为女性、黑人和残障者提供更多机会，以对弱势群体做出结构性的补偿（注
2）。
此一联邦政策，主要对大学的资源配置造成排挤，在行政面干预了大专的自治，但对学术自主来
说，并没有太大伤害。这一变化，使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对大学有更多的行政干预，引发了两者
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负面的影响，主要是部分的激进团体，不只干预学校的行政，甚至要求大学放弃中立，干预学术
人员研究特定课题（比如基因与智能的研究），并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 强加于教科书。一直到美国宗
教保守派和正统派，对学院的激进派老师及学生的价值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后者才重返《1915 宣言》
的传统学术自主精神，对大学 应该保持中立的观点坚持不放。
整体而言，1960 年代的两场运动所产生的氛围，迫使美国大学反思大专与社区、大学与社会责任
的关系。不管是学院内的传统人士还是激进派改革者，都认为大学应该服务社会，他们之间的分歧是
在于贡献的方式和如何评估所承受的负担。
相 较于国家行政命令的干预，研究经费的需求，给美国学术自主带来的威胁，显得非常微妙和难
以察觉。财团和政府拨款，左右了大学的许多研究项目。对研究经费的 渴望，使得学术人员跟财团和
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依赖和庇护关系。很多研究课题，不再是根据学术人员的真正兴趣开展，
而是迎合拨款者的要求。为了避免 得罪出资者，部分学者不自觉地丧失了独立性，甚或改变价值观
点。
以上几个阶段的学术自主发展，美国学术社群都有诸多反思与讨论。诸多的高 等教育改革，均有
学术社群的主动参与和辩论。美国学术社群对学术自主的意识，正是在这种参与和讨论中得到培养和
深化。尽管学术自主是针对教研的自由，但是 该原则早已经落实在美国的大学管理制度上，获得了相
当稳固的制度保障。
美国的学术自主发展提醒我们，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是在大学内部学术人员与行政之间的张力
中取得；在大学与政府、公众、出资者、当地社区等外部社会的冲突中维持。许多著名大学的校长，
也是在这种张力中，落实大学自治的精神。
若把焦点转回马来西亚高等教育，今天我们面临的其中一项重大挑战，就是学术自主在各种改革
的讨论中缺席。学术自主的重要性，在于它允许充分的知识创造和智力交流，因此构成了社会文明和
进 步 的 基 石 ， 而 不 单 单 只 是 保 障 教 研 人 员 的 福 利 与 薪 金 而 已 。
它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所遇到的外部或结构性障碍一共有三方面：在国立大学方面，“向政府宣誓
效忠”（aku janji）的政策，使得学术自主在国立大专成了不可碰触的禁忌；私立大专的盈利导向，把
16
学术自主视为大学老板利益的威胁；民办非营利大专的族群动员论 述，则掩盖和压制了学术人员的个
性化、多元化发展。
此困局一方面固然是国阵政府自 1970 年代以来，利用各种扼杀校园自由民主、学术自治自主的政
策操弄教育之恶果，但若回顾美国学术自主之发展，马来西亚学术人员本身应该反问自己：外部因素
的限制，是集体心灵麻木的理由吗？美国教研人员今天 所享受的各种自主和自由，是天赋神授，不经
流汗得来的吗？
注释：
注 1：本书英文书名是“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笔者所
引用乃 2001 年浙江教育出版社之译本，译者徐小洲和陈军于译者前言开头即表示该译本删除了博克具
有政治色彩的部分。中文 读者阅读此译本时需特别注意，以免被误导。
注 2：这方面的行政干预，虽然有正面效果，但是并非全无问题。优待黑人和少数群体的入学政策，
后来引发了违反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之争论。
叶 主 席 带 我们 去 哪 ？
黄业华
新纪元学院的风波，使董教总成为媒体的宠儿，实是华教的不幸。从前，董教总占据报章头条版
面，不外是政府单元政策的打压，董教总抗拒强权的新闻。世纪之交时的反对宏愿学校运动，白小保
校运动和华团大选诉求，无一不受到华文报和华社的关注。
叶新田出任董总主席三年，在组织内部引发两场令董总“重伤”的风波，即莫泰熙不获续聘和这
次的新纪元的人事风波。2007 年七位行政主管辞职，也可视为一次“宁静”的创伤。
华教课题趋疲立场也渐保守
对外而言，反对数理英化运动渐趋疲化，增建华小运动只闻运动之名却不见运动之实；华教运动
的格局越来越小，例如华小校长贪污、董事醒觉运动、食堂招标主权、董事会被禁签署支票等等；华
教运动也越趋保守，在 2008 年大选宣布中立，只提课题不谈诉求。
董总的内部问题，直接影响对外的表现。新纪元风波在进行当中，还看不到伤害。但是自莫泰熙
不被续聘，董总行政处从三人小组接管到邝其芳掌政，董总回应时局的能力大不如前，华教论述一成
不变，运动机构迅速官僚化。这可从董教总多次要求会见教育部长，被拒绝后只能隔空喊话，无计可
施的事件上可见一斑。
董总无力挑战巫统霸权
整体而言，这三年来，华教运动迷路了。董总失去大方向和具体战略，无法在乱象频生的大选前
期和改革呼声高涨的后政治海啸时期提出切合时宜的运动语言，凝聚华教运动支持者，挑战单元政策
的核心——巫统霸权；也无法跨越族群和议题边界，以合纵之策串联兴权会、部落客和司法和选举改
革倡议者，以达到削弱巫统霸权的目的。
17
内部分化为“老板”和“员工”
董总也有越来越“嗜权”和“老板化”的倾向。莫泰熙不获续聘后董总没有直接找接班人，而是
以三人小组接管，可见的确有废除董总首席行政主任的念头，邝其芳接任后处事大为低调，董总主席
俨然是组织对外唯一发言人；新纪元学院主管被令退席会议，柯嘉逊院长不被续聘，董总领导人再次
展示权力的肌肉。 ，
“这是董总常务委员会的权利”“请尊重组织章程”这些话语只不过利用条例来告诉
华教工作者“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如此而已。
当然，每个人都可来可去，没有不能被取代的人。可是叶主席必须清楚告诉群众，没有了莫泰
，谁可以承接这个任务？同样的，没有了柯嘉逊，叶主席打算怎样治
熙，华教运动要怎样继续“运动”
理新纪元学院？谁是适合的人选？如果说不出来，为什么要换？如果说不出来，又强解非排除异己，
焉能服众？
叶新田应该提出领导大方向
三年前，叶主席甫一上任就举办反对数理英化大会，一些华教支持者认为叶主席会是一个比较进
步和激进的领导人。三年下来，大家已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作为一个负责人和有自我要求的领导人，叶主席应该开诚布公告诉所有华教支持者，你要带我们
到什么地方？你有什么我们能够共享的愿景？这个愿景和国家的民主开放、自由公正有什么关联？如
何达成这个愿景？华教运动的十年规划是什么？
呼吁召开“华教运动共策会”
如果继续放任不管，华教运动很可能就会瓦解和消散。面临如此严峻的危机，所有华教支持者应
该放下成见和本位思想，召开一个“华教运动共策会”，检讨三年来的运动成绩、管理方针和改革方
案。
无论共策会能否成功举办，以下是我对现今华教运动的意见：
（一）董教总必须启动制度改革。董总和教总常务委员会必须拥有足够的知识份子和其它社
运份子比率，像柯嘉逊院长这种长期参与华教运动和民权运动的进步份子，李万千、莫泰熙和陈
亚才这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运动老手，没有被吸纳进董教总领导层，是华教运动的损失；
（二）落实董总和教总主席直选，非董事人选如董教总教职员、知识份子、社运份子可在符
合一定条件下被接纳为候选人；
（三）制度化咨询机制，甚至是设立智库。以确保华教运动论述与时并进，维持运动的活性
化和民主进步性格，以及多元化的战略方法；
（四）建立更健全的问责制度，学习非政府组织出版年度报告，总结和检讨每年成绩、弱
项、财政，以及来年计划；
（五）招纳人才，培养接班人。在数次人才出走后，董教总有必要招揽年轻人才，开始培养
二线接班人，确保华教运动不会断层。
新纪元学院的风波，是让我们看清问题的冰山一角。除了校园和学术自主外，我们必须全盘检讨
目前华教运动的走向和制度改革，才能找到一条生路。
（当今大马·当今专栏·2008 年 10 月 7 日）
18
权力张狂，大学理念缺席？
傅向红
新纪元学院风波从理事会权限和雪邦校园留弃的争议，发展到今天的“保柯”与“挺叶”两分对
立的僵局，不仅让人尴尬、错愕，还反映了华教运动缺乏高度与深度。不惟如此，这也反映了华教运
动未有能力处理人事纠葛与政策性异见，动辄上纲上线，缺乏起码的民主素养。
近来，对立两方频发文告，但此次风波重点，不在两方分别提出了什么，而在于两方分别漏提了
什么。新院行政与新院董事双方在为各自阵营辩护，甚或为了赢得这场战而打击对立的一方时，已经
把原有关键的管理制度争议，转变成了人事斗争。
事件很快升级为高亢的动员，既抬出爱华教、团结华教的道德口号，又祭出董事会的权力大柄，
实际上无助于面对事件的症结，反吊诡地撕裂了华教，转移甚至助长逃离该有的制度反省与讨论。
亟需跳脱“保柯”“挺叶”思考
要让这场危机变为新院的转机，我们必须跳脱“保柯”与“挺叶”的思考。本文此刻提出冷思
考，不奢望能够排解“保柯”与“挺叶”的纷争，而意在提出可行的架构参考，直面民办大学面临实
际的制度管理问题，为华教累积制度反思经验，供未来改革做准备。
柯氏续聘与否的争议，反映的不外乎就是学院行政首长与董理事会的权责架构。对于柯氏的去留
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天下没有永不离职的行政首长，但其去留必须有严谨的标准为依据，且其合理
性必须来自于维持并平衡学校行政效率和大学的学术创造力。
在此风波中，主张不续聘柯氏者，一方面指责保柯阵营陷入“非柯不可”的“人治”窘境，一方
面却将董事等同于雇主，并不时高举雇主的权力，而未能提出专业化的大专管理制度，无疑让新院继
续笼罩在人治的阴影下。
不续聘欠缺过渡计划安排
我们无可否认，按照现有章程及聘约模式，理事会确有不续聘柯氏的权限。然而，章程是为日常
的学院管理而服务的，就常识而言，任何不续聘，理应预设双方有充足时间安排过渡计划及接班人
选，以让交接工作不至于影响院务操作。柯氏聘约即已在今年底到期，若学院理事会不拟续约，就应
按照程序尽早提出讨论。
然而，部分挺叶人士，仅以“董事权限”作为不续聘的唯一理由，而不考虑过渡计划的种种安
排，实在有欠说服力，无法面对外界指其为处置异议的秋后算账之嫌。董事一再高举尊重规章，却无
视大学日常专业管理需要，岂不怪哉？规章重要，学院专业管理就更加重要了，岂能以权力之能事与
华教道德口号，来逃离大学管理的重大责任？
遴选公开，还要公平透明合理
将院长职应征公开化，固然是透明化、民主化管理的一个必要部分，但其实还不足以保障日后院
长能有效管理和发展学术。公平、透明且合理的监督机制其实才更为重要。
这个部分牵涉到校园学术人员、行政团队与董理事会之间的相互合作、监督与制衡，而不是由少
数几个董、理事发文告重复宣示雇主权力就可以解决。后者的模式宛若将新院管理降格为一个多世纪
19
前，未经现代化转型的哈佛大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有意无意被政治和经济势力掌控，成为服务当政者
和校董利益的工具。
让校长坚持学术尊严是理事职责
主张院长职公开应征的目的，是要确保遴选透明与公平。这对民办学府来说，不失为一个进步和
前瞻的主张。不过，更重要的乃是院长的遴选办法，是否有“选贤与能 ”的机制。值得一提的是，此
次公开应征，却把未来院长的最低学术资格条件降低至硕士，似乎有违新院升格大学的发展蓝图和未
来的学术发展。
哈佛前校长德瑞克．伯克（Derek Bok，1971-1991 年期间担任哈佛校长）在其 2003 年的著作《大
学何价》（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一书中，谈及如何创造美国大学管理规则时，即提醒美国社
会大众，大学理事的责任是审核校长“能否在学术标准与财源冲突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学术尊严” 。这
个提醒，对新院未来的发展，同样富有启发。某些“挺叶”阵营人士，把董事等同于雇主的说法，其
实是在矮化董事，让董事逃离其功能与专业责任，徒然只剩下不具价值考虑的权力意志。
新院理事会独立和专业尚不足
公允地说，要做好大学管理，新院的理事会应该执行其专业责任，而非只是董事会的橡皮章。不
过，从其成员的构成来看，其距离专业要求甚远，董事可以自行委任的人选太多，而且没有明确的学
术或管理专业的资格要求。这次风波完全凸显了理事会缺乏独立性和专业性，续聘柯氏与否应该早在
年初就按照程序，严肃讨论，提出各种专业检讨，而非直至风波发生，草率地仅以“董事权限”为
由，不予以续聘。
柯氏续聘与否，并非事件重点。新院如何发展，学术与管理制度分工及责任承担才是真问题。换
言之，撇开柯氏去留不论，董事们必须依据大专学术发展的目标，监督和确认未来院长（不管此人是
否为柯氏），并承担责任，提出比新院过去 10 年更好的愿景和制度。不然，柯氏的去留只是伪问题，
用以遮掩部分人士夺权的野心。
学术管理论述缺席
虽然这次争议，出现在行政高层与董理事之间，人事味道甚浓。但隐藏的实际问题乃是华教内部
对大学管理制度缺乏目标和理念。说到底，新院作为华教运动的堡垒实际上要服务于什么？保柯阵营
押宝在个人身上，而董理事则汲汲营营于 “主权问题”，不正凸显了双方的理念缺席及权力张狂么?
新院风波不乏派系攻歼言论，但缺席的却是学术管理和办学理念论述。学术管理的基础，应该奠
基于鼓励学术创造和培养独立开放之风气。董事、校长与学术人员各有不同功能，应予以适当分工，
而不是动辄套用上下隶属关系，行政命令压倒一切，这才可能达成大学自治的管理目标。
大专学府掌权者若对自身权力缺乏自制，讲师若对学术自主和自治缺乏坚持，行政自主和学术独
立充其量只是梦呓。在有关任命学术／行政主任的权限争议上，后来以柯氏认同并尊重“主任级人事
任命为理事会权限”而告一段落，各方并未论及何种聘任制度才符合学术管理或要体现什么价值。
一般学术管理制度健全的大学，其征选学术主管程序共有四个阶段： （一）以公开招揽或内部擢升
；
方式收集候选人名单（一些有名望的大学甚至规定至少须有 3 名候选人）（二）由校长征询相关系所
教授／讲师对各个候选人之意见，确认个别候选人资格条件是否符合相关系所未来之发展需要； （三）
由校长及相等于学术主任或教务长等级之主管共同面试候选人； （四）最后再将面试结果报请理事会及
董事会并由他们任命。
20
应加强横向制约和监督机制
以上程序，主要体现的就是对学术专业意见的重视。仅仅把新院主任级人事任命问题，降格为理
事会与行政首长之间的权限之争，其实忽略了大专管理该有的价值、理念和目标。纵观国外健全的大
专管理制度，其重视的是横向制约和监督（即科系与科系之间、教授与教授之间），而不是纵向或垂直
的等级制操控。
这不是说他们已经取消了垂直等级制，而是他们把主要的监督机能，设立在横向面，以体现民主
和平等的精神。唯有落实在制度上，师生们在校园里面才能体验这些价值和精神，民办学府才有可能
成为铸造公民精神的摇篮。
在任命终生聘讲师或教授一事上，系主任亦同样必须根据系所学术发展之目标和需要，同系上全
体学术人员商讨甚或征询学生之意见。
民主分工才能有一流学府
纵观美国私立和民办大学的发展史，它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逐步从包揽一切权力的董事会掌控，
转向专业分工、学术自治的管理方向发展，才发展成今天屹立不倒的一流学府。反观新院风波，大家
似乎只兜转在爱华教、团结华教的伪道德口号下自行内耗。
“大学不是关于每一季的成绩；也不是
仅以新任哈佛校长 Drew Gilpin Faust 的就职演说作为砥砺：
关于学生毕业时会变成谁。大学是关乎可以铸造人生、传承世纪遗产及形塑未来的学习” 。
（当今大马·当今专栏·2008 年 10 月 9 日）
民办大学理念与国家的拉扯
傅向红
〈权力张狂，大学理念缺席？〉
（续上篇： ）
新纪元学院此次纷争不但触及内部权责架构，也提出了新院的国家认证问题。从华教运动的使命
和新院所处的市场压力来看，董事们不仅要确保院长（不管是否由柯氏担任） “能在学术标准与财源冲
突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学术尊严”（Derek Bok 语），还要支持院长不会因为国家政策的压力，而放弃民
办学府的特色。
盲目顺从董事、捐款者和当政者的校长，不可能是一个好校长；能在各方压力下坚持教学和研究
尊严的校长，才有可能推动学术发展，值得这个社会尊敬。
盲目用国家标准来自我检验
讽刺的是，此次风波中，却有华教人士以“新院课程没有获得国家认证”当作检验新院院长是否
称职的标准。按照同样标准，华教自己辛苦建立的独中文凭，大概就像黄明志在〈Negarakuku〉的创
“都要丢到 longkang 去了”
作中所唱： 。所有独中校长大概都不要续聘好了，因为独中文凭不受国家承
认？
21
对于新院办得好不好，要如何办得好，热爱华教的衮衮诸公，难道没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而必须
完全依赖政府的指南？虽然说 MQA 对于国内高等学府的某些要求，确有一定的专业水平（比如对研
究经费的投注、博士级资格比例等方面的要求） ，但也有一些是 MQA 不重视甚或会干预，而却又值得
新院去努力经营、保留且极富学术价值的东西，比如以培养人文和公民意识为定位的通识课程、批判
导向的课程内容、授课语言的自主权、学术人员的跨学科背景等。
MQA 对学术研究要求属合理
当然，偶尔 MQA 和自我标准也有一致的时候，例如这次风波里，有权势者公开指责新院花钱出
版学术刊物，是在浪费华教资源。华教资源分配是否妥当或浪费，固然需要健全机制监督，但相关指
责似乎没有掌握大专学府发展学术的条件和实际需要。
跟其它国内外大学的研究资源相比，甚或以国家高教评估机关 MQA 的标准来审视，新院投入在
学术出版或研究方面的资源实在贫瘠得可怜。以缩减支出当作学术管理的标准，显示提出相关批评的
人士对学术管理的认知相当片面与单薄。
以“技术”方案躲避不正义课题
有人说，这些都是申请程序的技术性问题，可以技术性解决。但对于如何技术性解决？何种项目
值得新院去技术性解决？谁为技术性解决付出代价？等问题，华教上下似乎一直都在逃避，以至于发
生矛盾时，大家都把责任推给对立那一方。有关申请认证的问题，本文认为技术难题可以内部商讨议
策，但必须同时经营公共论述，并以继续捍卫民办学府的自主权、独立性和特色为主，而不是以
MQA 为唯一标准。
华教邀请国家清理门户？
为了打击对立的一方，而不惜祭出国家法令，岂不等于自动邀请国家来清理华教门户？这些自诩
热爱华教的前辈们，怎么会亲手葬送华教多年来努力捍卫的自主权及免于国家干预的独立性？实在让
人摸不着头脑。
当然，从这次风波看来，陷入政府标准和 MQA 泥沼的，何止反对续聘柯氏的阵营。“保柯”阵营
的某些人士，为了证明柯氏称职，也拼命抬出证据，向社会大众汇报新院过去几年如何努力接近国家
标准，完全不提新院作为民办学府该有的目标、价值，可以如何区别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其它大专学
府。
办学理念被双方口水淹没
这么一闹下来，最乐开怀的，除了其它私立大学（即新院的市场竞争对手），大概就是那些在冷气
房里乘凉的高教部官僚了：原来他们设定的高教标准这么有威力，足以让华教的保柯和挺叶两派忙个
不停，而忘了自己到底要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这也是最让许多华教年轻学子摸不着头脑的事，因为
实在看不出“保柯”与“挺叶” 在办学理念上到底有何差别？
媒体上的各方口舌战，反倒让人看出，华教诸公的思维、价值面貌高度相似，彼此之间的差异仅
在于谁掌权。这种只有赤裸权斗，而没有理念竞争的公开演出，对一个以多元开放为定位的民办学府
来说，实在是一大讽刺。谨此敦促华教前辈们，让年轻一辈从你们身上学到理念、价值和学术，而不
是赤裸的权力斗争。
结语
最后，新院如何升格？大学该如何办？这个严肃问题值得保柯与挺叶两派认真思考，应该是双方
寻求共识的基础。本文提出，民办大学的制度、权责甚或国家认证，应该以办学理念为基础。缺乏理
22
念基础的管理，对外无法立足，对内缺乏院务操作的指引，容易陷入权力争斗。
（当今大马·当今专栏·2008 年 10 月 10 日）
边缘的学术与制度论
张溦紟
董总和新纪元之间的泥巴战，并未因制度论陆续被提出而使论述稍有转向，反而因为媒体将新院
升格大学失败作为其议程设定，而使新院的讨论更陷入过失或功劳的计算，至今仍逃不出权力的魔
咒。
董总更抓紧了这些支细末节，没有事先查看会议记录，就单凭个人记忆对这件事情立即做出判
断。连远处的校友都知道了，“老板”怎么可能不知道。
原本遴选一位贤与能的院长，是学院内部自家的事情，只要院内在师生与董事会之间设有有效、
开放的协商机制，华社根本不需要介入，只是场外的观众看不下去。
新 院升格大学的事更是一家学院如何面对政府机关的申请程序和标准的问题，以新院目前仍缺乏
足够的博硕士讲师，申请失败应是预料中事，但是看见董总在此事“正 式对外曝光”后，所展开的论述
实在令人泄气。我们在还没有进一步了解学术鉴定局的要求，并与新院的办校方针是否产生冲突相互
对照，董总就急着要将一所学院 送入国家体制下的机构洗礼，仿佛在其眼中，重要的是争取大学之
名，而非学院对于马来西亚多元自主教育的独立思考。
至今，学术和制度的讨 论仍然处于边缘，被种种外在因素，包括这不是当下迫切可行的讨论方向
而持续被忽视。什么时候才是讨论学术与制度的契机？重新阅读新纪元校友曾办的校友论坛 《真纪
元》，这些年所收集的文章，更是让人唏嘘，狗吠火车的史迹早有开始。每一次都不是谈论学术和制
度的契机。
单就新院校友刘镇东笔下 文章而言，这些年来其论述核心其实清楚简单：走出南大模式，摆脱办
综合大学、三院九系、土地、建筑与人数扩展的迷思，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住在学术建设之 上；新院
不应只展现橱窗民主、消极自由，不管是面对董事会或对师生时，皆要坚持校园自主、自治的原则；
开办新院并非是华文教育运动的终极目标，而是尝试突 破马来西亚政府单元教育霸权的手段。
数年前，刘早已撰文呼吁放弃雪邦计划、不要注入过多不必要的精力去无限拓展科系，劳民伤财
却始终无 法在技术和设备上，与政经力量雄厚的私立学院或大学相提并论。如此吃力不讨好，不如少
搞数字游戏，集中投资在师生的学术研究和培养上。一直到最近，我们仍 然听闻新院有意要办基础设
备花费不菲的中医系，甚至以学生人数递增、科系获得承认作为成绩认证的标准。我们至今仍未见董
总和新院两造对于私立学院典范建立 的远见，学术与制度的相关讨论仍然不得其门而入。
迄今为止，我仍然认为有两股重要的力量仍未积极参与论述的建设之中，而他们才是新院发 展动
向的受益者与受害者，也是学术和制度关键的捍卫者。倘若讲师与学生并未从旁观者的角色转为积极
的参与者，这场论战或许就是在等待那一方的当事人比较敢 不顾大众所言、选择一意孤行而匆匆落
幕。
（光华日报·专栏·2008 年 10 月 14 日）
23
课程认证是必需条件
蔡维衍
10 月 21 日在隆雪华堂新纪元课题的座谈会上，有一位听众，是新院学生家长，要求新院董事和
院方解释学术认证问题。这问题若由在场的柯嘉逊博士来回答最是恰当，然而，庄博士却抢先回答
说：「课程获得政府认证形同锦上添花，获得认证固然是好，但即便没有，新院的学术素质仍是有水
平，而他的孩子成功升学北大中文系，这都可证明新院的素质在国际上是受认可的」。（摘录自《独
立新闻在线》）
其实当时庄博士还表示，他把孩子送到新院，是因为早下决心要让孩子到中国北京大学念中文
系，最终也如愿。所以他劝告家长必须认真考虑本身的能力，以及孩子的需要是什么。如果家长不先
查清楚新院的办学方针，却「安心」地将孩子送到新院，只能责怪自己。
庄博士怎么看待 MQA 认证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治学必严谨、发言必慎重。在
马来西亚，私立学院的课程认证绝非锦上添花，相反的，是基本必需条件。1996 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法案(Akta 555)规定私立学院必须在法案下成立，那些在之前成立的学院也受到此法案规划。而由 MQA
取代的 LAN 也是在 1996 年通过的法案 (Akta 556) 设立的。
绝非锦上添花
法案规定任何一间在 Akta 555 下成立的私立学院，包括新纪元学院，所开办的任何课程都需得到
开办准证，叫着「Kelulusan」(或 Approval)。开办没有得到开办准证的课程是抵触法令，学院将受到处
分，包括罚款（甚至坐牢）或关闭该学院。这些年来也发生了好几宗分别由华、巫、印商人开办的学
院，因犯规而被关闭的案例。
课程认证是必需（Necessary）的条件，那不是充足(Sufficient)的条件。当开办的新课程经过 6 个月
的教学之后，学院可以要求 LAN/MQA 派多位学术评审专家前来考核。这类考核必须在该课程的学生
毕业之前进行，取得基本认证（Standard Minimum）后，学院才可以颁发毕业证书。
为了取得招收外国学生的准证，一些学院还申请将课程认证提高到全面最高认证
（Akreditasi/Accreditation）。这可让学生得以申请高等教育基金（PTPTN）贷款，也可以通过学分转移
到国内其它大专院校（包括国立大学），完成更高学历。毕业后，还可以申请任职国家公务员。至于
后来授予临时认证(Provisional Accreditation)，则是为了让学生可以申请贷款及让学院可以招收外国学生
而开的方便之门，却不是学院颁发毕业证书的许可证。
学院取得课程开办认证才可以招收学生、开办课程；取得基本认证／最高认证，才可以颁发文
凭；取得最高认证才可以申请高等教育基金贷款。反之，没有开办认证，触犯法令；没有基本认证，
不能颁发文凭；没有最高认证，不能申请 PTPTN 贷款及毕业生不能当公务员、不能在国内高等院校转
移学分，只能买外汇到外国去深造。
根据高教部拒绝新院升格为大学的信件内容，新院要升格还须具备其他条件，课程得到认证只是
必需条件，它不是充足条件。即使课程都取得最高认证，还有其它学术作业问题，如讲师队伍，升格
大学的发展及财务承诺。所以课程认证绝对不是「锦上添花」，它是起码必需条件。
24
新院与高教部的关系，正如柯博士引用的英文谚语：「不要去打扰睡觉的狗」一样。新院的领导
也强调新院有异于一般私立学院：新院并不在乎课程是否获得政府批准，文凭也不一定非受政府承认
不可。不过，华社对新院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东方名家‧2008 年 10 月 27 日）
我的意见是回应:
课程认证不是锦上添花，是必需条件
庄华兴
我文科出身，与蔡维衍博士的经济管理专业无涉，但对蔡博士的大名早有所闻，一直崇敬有
加。在 10 月 21 日由隆雪华堂主办的新纪元风波交流会上首次见到蔡博士，果然谦谦君子，文质
彬彬，可惜始终没有机会进一步交流。在这样一个庸人横行，小人当道的时刻，点头之交反而更
令人珍惜与怀念。
蔡博士对我先赞后弹，继而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不愧是一位称职的学者。难为他熬夜撰文
发稿指教，无非为了说明“课程认证绝对不是锦上添花，它是起码的必需条件”。作为后学，我
了解他的发言位置，并深深感谢他的用心与苦心。
其实，蔡博士打的都是自己的影子。蔡博士一再强调：“在马来西亚，课程认证是必需条
件”，这是他尝试倡导的命题，而且证据凿凿。但我们不应忘记，课程认证也是现代教育制度化
以后的产物之一。然而，我们关注的，不是自欺欺人或狂妄自大地否定这条“游戏规则”，而是
质疑：
（一） 所谓认证规则从制定拍板到贯彻落实是否能体现马来西亚多元文化、语言、宗教与教
育背景。
（二） 谁的认证标准？国内各主要教育团体是否都有足够的代表性参与制标工作？
（三） 何人执行认证工作？
（四） 如何确保课程认证最终不是把华教也“认证”掉？前车可鉴，原本以母语华文教授的
数理科不是已经被彻底“认证”掉了吗？——而认证标准是：英语是国际语言，科技
语言。堂堂的国文国语都要靠边站，何况是族群语文。
对于新纪元学院课程认证问题，我的看法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理论上，课程认证无非是课
程品质与实力检验的重要手段。就此关键，新纪元学院各学系如果有能力和国外优秀乃至顶尖大
学缔结联系，进行学术合作与课程学分转移，有什么比这种“认证”更重要呢？问题在于新纪元
有没有一个明确而集中的办学方针而已。
无可否认，课程认证让新纪元学院更接近或符合成立大学的规格与标准，但这并不保证它必
定可以从高教部取得升格大学的准证。道理很简单，倘若新纪元坚持保留以华文华语为教学与考
试媒介语选项之一，在现有政治格局，则可以预见当年陈修信对争取创办独大所施的魔咒将转而
附身于新纪元。
华社必须看清问题本质，新纪元学院升格大学的问题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民族教育与单元
——国家主义教育“如何兼容”的问题。遗憾的是，有些人却把它视为“可以不可以兼容”的问
25
题，但这是另外一个课题，此不赘言。
课程认证愈多愈可以让华社感觉到有关方面对华教的“宽厚”，但华社不要天真地把“宽
厚”视为对方最后的全部的底线。有无认证，华文教育依然得继续走下去，这就是吾所谓锦上添
花之所由也。此外，如我上文认证华教所言，我们当前面对的是一个隐晦，且力量更强大的势力
——全球化趋势，华教工作者更不可掉以轻心。
可以预见，以巫统为核心的权力集团将巧妙借助这股力量，遂其单元——国家主义教育之目
标。毕竟，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国家教育政策的全球化宏观视野与应对策略？作为华教最
高领导机构，董教总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一头伺机逼近的隐形历史巨兽？
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资格认证（MQA）是整个国际认证标准之一环，但所谓国际标准说
穿了只是西方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虽然 MQA 不是专门借来对付新纪元学院，但不要忘记，
对权力集团而言，新纪元学院永远都是一只最忌骚扰的——沉睡的狗（借柯嘉逊语），这是毫无
疑问的。当然，华社永远不愿看到权力的老饕们对它垂涎而动刀。
在马来西亚的单元主义政策下，华文教育原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political in-correct）。蔡博
士撇开重大的现实问题不谈，却在枝末问题上盘桓兜转，大体可以看出蔡博士对整个新院事件的
问题意识不敏，掌握不到或拒绝直面问题本质，我希望这不是马来西亚华语圈知识分子的问题。
我们有太多的技术性知识人，却少有敢于思考，敢于批判及敢于直面问题，乃至敢于承担言
论后果的知识分子，而栖身学院者犹然。技术化的特征就是专拣枝节问题做文章，因而往往无关
宏旨。这是认识上的局限，也是琐屑化的思维特征——马来思想界所谓的 pemikiran picisan。我完
全没有否定或轻蔑处理枝节问题的意思，毕竟它还是有廓清模糊地带的作用。但在新纪元事件
中，它免不了必须与大前提相呼应，否则，再严谨的治学终将毫无意义，而慎重的发言更暴露知
识人的苍白。
（独立新闻在线 ‧读者来函 ‧2008.11.01）
告别温情主义（上）
张溦紟
沸沸扬扬的新院风波并未因董总的 10 比 3 特大决议而宣告终止，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迹象，尤其深
受影响且最具正当性的主体——学生最近也加入了行动，以所学的知识和坚信的理念，一点一滴地加
以实践，其精神颇为值得肯定。
然而，现有的学生和讲师都以「续聘院长 维持现状」作为主要诉求，此论述或许会让行动者错失
新、董两造间权力缝隙的政治机会，而无法扩展和巩固「校园民主 学生自治」最高理念的争取。
制度论稍纵即逝 简约成维持现状
其实，学生团体并非一开始就以「续聘院长 维持现状」作为目标。从网络媒体所刊载的文章来
看，10 月 11 日至 15 日，虽然早有学生团体发声，但其争论仍停留在前进阵线发言的正当性上。直至
26
10 月 31 日，学生团体才重新出发，两个学生团体——前进阵线与社会关怀团提交备忘录，其诉求主
要有三:（一）要求公开说明会、透明化校园发展计划； （三）确保原有校园
（二）公开院长 遴选机制；
民主、学术资助。这两个学生团体的声音超脱了保柯/挺叶的权力漩涡，并直指了此风波以来的问题核
心，其声音及视角甚至要比 10 月 21 日二十九位讲师联署的诉求来得深而远。
当时仍未改选的学生会高层，以「不想破坏学生会与董总关系」为由议决不签署该备忘录。其强
调「凡事以和为贵」的和谐作风，的确延续了华教一贯的保守及去政治化的作风， 为了逃避正面冲
突，宁可牺牲学生自主的最高原则。在学生会"具有学生正当代表性"的拒绝对照下，上述声音更显得
难能可贵。
11 月 5 日，学生捍卫新院行动委员会(学捍会)继上次备忘录后，于 11 月 7 日进行另一项联署，并
成功联署了至少 780 名学生，同时与 76 名学院教职员联合行动，更凸显了此次运动另一端的主体性。
可惜的是，此时诉求的主要目标不知何故，从原来超脱人治和权力漩涡的制度主张，忽然矮化、简约
为"续聘院长 维持现状"。一直到最近，此一团体与家长捍卫新院行动委员会(家捍会)宣布即将进行静
坐翻书运动以抗议邹寿汉高度唱和高教部介入，以及叶新田对学生声音的不表态、不回应、不正视，
仍旧以「续聘院长 维持现状」作为最明显的目标。其诉求与二十九位讲师联署，以及后来五位主任辞
职的原由如出一辙。
既存论述的困境
尽管，我们的确看到董总自称是出资者和人事掌权者，未能提供合理的不续聘原因、且仓促进行
对外公开征聘院长，而难以服众。如同上述所言，此一论述的短程目标实在不足以撼动新院的核心权
力矛盾。单纯地解决了眼前续聘的问题，是否意味着新院未来都将要不断地陷入这种续聘院长争夺战
之中，而耗费了院内和华社的精神和口水。
可见，问题最终还是回到院长遴选、续聘、解聘的机制建立上。唯有让学生和讲师重新纳入回院
长遴选机制之中，与出资者共同参与决策，校园民主和学生自治才能算是长久落实的进程之一。董总
或以「有违规章」为由，拒绝学生和讲师在遴选机制上的归队。倘若"校园民主、学生自治"是新院成
立的最高指导原则，则任何有违此原则或精神的规章都应被视为退化、过时的而应给予修正。
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续聘诉求将连任限制的问题暂时束之高阁。遴选机制对连任限制的规
定，正是为了避免行政官僚化，院长的定时更新可在某种程度上为组织或学院注入新的生命、文化和
价值，也是避免权力腐化、维持挑战和创造的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续聘或解聘，理事会成
员(包括讲师、学生)是否具有充分讨论的机会才是展现了一所学院的民主风气。否则，董总保障或新
院现有追求的不过是必要时仅供展演的橱窗民主。
（ 当今大马‧读者来函‧2008 年 11 月 13 日）
告别温情主义（下）
张溦紟
最近，网上流传着同学拍摄的抗议短片、也有热心人士成立部落格向柯院长致敬、祝福留言，包
括五位主任为捍卫院长而宁可自我牺牲辞职，让这次的运动弥漫着一种华教及新院向来极力维持的情
27
感认同。对于这些最私密、最个人、也是独一无二、无法取代的情感，我们都应该给予至高的尊重，
并且承认那往往是让人们更愿意长期涉入实践的重要凭靠。
但是，我们更应警觉李万千先生的分析——华教去政治化趋势，并以此为重要前提，有意识地尽
可能避免温情主义的挪用，更严肃地自我要求理性论述的开展。所谓「自我要求理性论述的开展」 ，并
非批评「续聘院长 维持现状」的诉求或上述行动是非理性的；而是我们要不断地追问:在激情之余，到
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自我要求对核心问题的正视。
例如，要求「维持现状」 ，是否意味着肯定现有新院的发展，认为原来或现有的它没有任何值得
一并讨论的问题？抑或，这仅是策略上的妥协？此外，我们是否对 MQA 学术鉴定认证作为西方资本
主义产物有更多的深思，并不忘庄华兴先生的建言:政府如何利用具有政治正确的全球化论述，来合理
化单元——国家主义的教育政策，而抹杀了各族群具有接受母语教育的基本权利。由此厘清作为基
础，进而确立对 MQA 认证的立场和态度。更核心的或许是，如何处理校园发展计划才是促成两造利
益矛盾的问题来源？
10 月 31 日所开展出来的论述虽然不符合运动动员策略上的有效和快速，但那才是真正让学生和
讲师直视权力矛盾的症结点。否则，两方最终仅会沦为叫嚣战中的某方支持者，另一方会因为此诉求
并未将其利益考虑在内而决意不回应、不表态、不正视。力图主张制度论一来更能凸显学生和讲师甩
脱两造的挪用或抹黑，更有助于真正的主体能往更高的层次逼迫两方都必须正视且释放他们现今掌有
的过度权力。不断地强调学生和讲师应摆脱某一方支持者的角色，是因为:仔细想想过去新院创院 10
年来，院方内部其实也并未预见和正视院长、讲师遴选等的问题，并将学术自主机制建立视为己任。
所以，这亦是此次权力缝隙中也要一并追讨的。
身为校友，我们似乎理当给予现有的学生更多直接的肯定和支持，毕竟我们过去从未如此勇敢和
壮观地实践过。但是，我们更希望回到厘清诉求和主张的问题上，试图一再地重提这一路以来的立场
坚持。「爱心、关怀和感动」论述确实有其效用，但对于追求校园民主的制度建设而言，停滞于这样的
认知和实践形式未免过于廉价和方便。我们要避免责任和道德无法有效地分工，而不假思索地沈浸在
类似宗教氛围的困顿当中。这不但无助于我们拓展其他空间作进一步地思考，甚至连承认自己无能处
理的勇气都没有。
（ 当今大马‧读者来函‧2008 年 11 月 14 日）
人心散了，精神就不在
潘永强
自 2008 年大选后国内政治出现新形势之际，当下各股政治与社会力量都在酝酿盘整，紧密关注政
局发展。然而，一度在华人政治上颇有影响力，具有民间龙头地位的董总， 却表现得前后失据，既在
选前不敢作为，又在选后无所作为，反而与自己创办的新纪元学院陷于一场争执之中。一叶知秋，董
总的社会领航力出现严重危机，不能沉 默忽视。
董总曾经是民间社会力的动力引擎，甚至对马来西亚的民权运动也有倡导之功。然则，近年来董
总上下却是气氛诡谲，组织疲软，更日渐失去过去的议题领导和论述 开创的能力，反而一再令自身陷
28
于无什意义的人事与权力争端，不禁使人惋惜叹息。近期围绕于新纪元学院的争议，只是一连串无谓
争议的最新一例，若现状不变的 话，可以保证绝非最后一宗。
凝聚人心的理想精神
董总主导的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与院方行政／学术主管之间的角力，自公诸报端后，吹起连串波
澜，从各种议论看来，如今事件已超出单纯只是一所私立学院的管理纠葛。它的本质绝非关于法令和
规章的解释问题，尽管有关人士会努力争辩，但即使存在，也不过枝节而已。
它的关键也并非纯属董事理事与学院主管之间的职权分工问题，因为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运作，
自有一套客观存在的学术与专业规范，无法假装不知或予以漠视，不能用办独中的心态来办大学，这
是常识。要解决职权「认知」上的矛盾，只要虚心诚意，看不出有任何困难。所以当初设立人力征聘
小组之议，要由理事会主席面试 学术人员，不单荒唐到极至，简直就是闹剧。
目下新纪元学院在发展上面临的另一层焦虑，还涉及到我们的民间力量，是否有能力独立办好一
所大学，这当然是一个严肃的叩问，实关系到吾人如何清醒把握现代 大学理念的方向与原则。可是对
新马华社而言，这倒不是新生议题，当年在创建南洋大学时，以及独大诉讼案的判词中，大家就提早
体会这种煎熬，如今只是历史的 重演而已。
面对新纪元学院这次的争端，上述问题铺开以后，都值得一一思索。然而，我们不应被种种旁枝
末节干扰视线，而模糊了争端的核心。电影《天下无贼》有一句对白：「人心散啦，队伍就不好带
啊！」，很可以用来说明一些事实。
近些年来，华教运动就是人心散了，共识被破坏，董总领导中枢弱化与老化，由盛转衰，而冰冻
三日，非一日之寒。新纪元学院的风波，只不过再一次暴露近年董总 内部领导与格局的江河日下，其
次，则是多年来因矛盾斗争而衍生的各股人事与派系，亦不想错过任何机会，把各种恩怨是非牵连进
来，而令争议更形复杂。为什么人心会涣散？有来自国家的挤压，有来自组织的逻辑，但都及不上精
神追求的丧失。
董总自七十年代崛起以后，有胡万铎的登高一呼(胡先生是有历史地位的，没有人会否定)，再有
林晃升创业家般的毅力与智慧。当时的华教运动处境比今日险峻百 倍，物质基础欠缺，组织与制度粗
陋，但是凝聚人心的却是一股元气，一种精神，一份情怀。董总的事业与社会动员成就，是用了一代
人的青春努力建设的成果。不 少董总的资深干部，如李万千、莫泰熙、李华联、柯嘉逊，是在自己最
可贵的岁月投身队伍，他们可能比现在一些董总常委、理事更早献身这个运动，许多人还以低 于市场
的薪资坚持奋斗。诚如杨培根律师所说，柯嘉逊等人不计个人得失，十年如一日，早就用实践证明他
们才是「为华教服务的中坚份子」。而支撑他们的工作， 不一定是物质的回报，或是权
力的想象，而是心中的一股气慨，以及理想精神的追求。
缺乏冲撞力的领导
在社会运动中，人心的凝聚需要有催化器，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时代气氛外，林晃升发挥了一
个「社运企业家」的泱泱大度角色。许多人是在林先生的感召与延揽 下，集聚在这面义帜之下，这也
培养起如今人们还感怀不己的「群策群力，普遍参与」之气氛。很多建设和事业，就是在成员们一方
面既能参与，又从中享受愉悦和 成就中逐步完成的。人气和精神，就是这么无价与宝贵。
既然如此，何以人心会溃散呢？这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只是大家不应忘记，董总本
来不是华团，而是一支社运力量。董总崛起的第一波参与者，以一股勇气和想象力，开创了抗争的可
能性，证明只要有抗压性，集体行动是可以迫使政治权威产生改变，这个路径奠定了董总的基石。对
于后继的运动领导人而言，其优势是除了有先行者留下的遗产，还有空间去检视过去的运动经验。
29
问题在于，后起的领导人在抗争风险与成本上虽明显减低了，可是也日益缺乏想象力和冲撞力，
反而更加内向和保守。对国家的压制，竟然比第一波的抗争者更加惊 惧。有一段时期，董总领导人还
认真学习马华公会的语言，言必称「时代变了，争取的方式也要变」，却从未说明白究竟哪里变了，
或为什么要变，好像只要把话说得很玄就越莫测高深的样子。
社会运动经常得仰赖「现状可以改变」的精神，以资激励。如果缺乏这种众志可成城的精神，一
旦遇到高压持续，反而会导致运动领导人的挫折感，积极的参与没有相应的回报，就产生难堪的结
局。董总在诉求事件上弃械而逃，领导层跟着就浮现不如归去的心情。精神泄了，人心就开始浮躁。
通常，运动团体随外在变化，很少长期停留在亢奋和战斗状态，若在面临久攻不下或挫败时，往往就
进入低潮状态。但是低潮期经常不会带来变革和调整，反而是内 部的路线和分歧迅速涌现的高峰期，
诸如滋生矛盾、追究责任，甚至接受招安收编，都可能发生。据观察，董总有一个时期，就是充满无
力感，以至失败主义弥漫， 在英文教数理课题上即为一例。
无论是莫泰熙事件或当下的新院风波，组织和官僚化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团体的衰竭与内斗。如果
是一个无什资源的小团体，散了就散了，或是重组，但对一个日益官 僚化和肩负日常任务的机构组织
而言，对外的无力则可能转化为内部的本位主义或权力争端。董总近年发生的组织困境，并没有把理
念说得清楚，而多是发生在干部老化、领导换班的交接期，对人多过对事，对内多过对外。当前的董
总领导人，似乎不习惯扮演运动的整合者角色，反而像是共识的破坏者，确实使人错愕。
人心散了，许多过去的模式和规范就一一被挑战，所以现在董总对新院开始要「纠正」过去的工
作习惯。厘清权责和法规，当然合理，但要看是在怎样的动机与氛围下提出，当法条要为权力服务
时，它就是整人的工具，尽管可以包装得很堂皇。
当人心散了之后，也很难再有感召力去争取新血，此前董总培养的一群教改中层干部，也纷纷离
去，未来必定面临人事断层。一旦类似纠葛无法解决，新院也肯定吸收不到优质人材，很难期待唯唯
诺诺之辈会愿意捍卫学术的自主与尊严。
尽快澄清指责
新纪元学院的主管们批评叶新田「独断独行」，不尊重华教运动历来上下一心，全体参与的珍贵
传统，「严重破坏华教工作伙伙的和谐关系」。对一个在任的董总主 席作出如此尖锐的公开指责，在
华教史上绝无仅有，所以新院主管们的文告，就其控诉之强烈与问题之严肃，要说这一纸声明必将成
为「历史文献」，也毫不夸张。 新纪元主管们维护校园自主与权利不被侵袭，是开国内高等学府的风
气之先，只会增进学院风评，而无损害校誉之虞。
自文告发布后，杨培根与刘锡通这两位受社会尊重的华教工作者，马上公开力挺，几乎哽咽流
泪，也说明新院主管的说法并非无的放矢、片面之词。两人不只痛批叶 新田破坏华教运动优良传统，
杨氏也质疑这些做法「究竟是在维护华教，还是在严重打击华教运动？」面对彼等的连串批判，实在
容不得董总高层和叶新田的回避闪 躲，等闲视之。身为董总主席，面临如此严肃指责，有必要尽快作
出具说服力的澄清，否则如何继续有效执行领导职务？
改造百年老店的奇异公司前总裁威尔许(Jack Welch)有一句名言：「人对了，事情就对了」。一个
人放错位置，一个运动人心散了，精神就不在，可见人对事的成败是何等重要。
（东方日报‧2008.6.19）
30
谁可以带动校园民主？
傅向红
2005 年北半球春季可谓“名校校长风波” 季节。2 月底美国哈佛大学校长 Lawrence Summers 有关
“性别与数理关联”之说，引起校内部份人士投不信任票，并引发大学校园治校及校长资格的讨论。3
月中，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校长因资格问题 被教育部停职待查以及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遴选名单难产事
件，进一步延烧校长遴选制度不够健全的问题。国内，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博士月前向媒体宣布 55
岁退 休去向，亦在本地中文文化圈内燃起大专领导人的选拔问题，尤其是以学术和研究为定位的本地
大专院校。
纵观国外大学校长选拔制度，中、港、 台、
日、欧和美各有特色，但其制度设计考虑不外乎在
董事、行政与学术三者之间取得平衡，以符合治校
纲领。因此，治校纲领可以说预设了一校之权力架
构；校长 及教职员聘任制度则可以说是反映了一
校之纲领精神：即以“学术为主”还是以“行政为
主”。港台日欧大学大部份乃属于前者，大部份美
国学府（包括一流学府如 哈佛和耶鲁）则属后
者 。
所谓的以“学术为主”或以“行政为主”，是指一
校最高领导及行政主管的背景是否以“学术研究资
历”为主要人选考虑，也就是是否要采取“教授治
校”的模式。两者之间并非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
财政基础、行政效率和学术三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的问题。
在那些由政府负担大部份大学经费的国家
（法、德、英、台、日），其大学校长候选人资格
多以学术为首要考虑，行政资历次要。但以目前在世界各国大学教育市场化 的趋势来看，世界一流学
府也开始对行政资历（如曾经担任公私领域主管、系主任、院长、副校长等学术主管职位）、流动纪
录、公关技能、筹款能力等各方面做最 低要求，英国和台湾正朝这个方向发展，美国一流私立学府
（ 如 哈 佛 、 耶 鲁 ） 对 这 方 面 的 要 求 却 是 行 之 有 年 。
至于各层级主管是否全面落实“教授治校”，一般而言，视各校是否有意让行政和学术全然分家。
分开的好处是学术和行政人员可以各自专注从事自己的专业，不被另一方的事务干预日常工作；两者
合一的优点是可以培养学术人员的行政管理经验。
不管是以学术还是行政为主，东西方国家一流学府现阶段皆采取“校长遴选制度”（或称“校长选拔
制度” ），即透过一代表教授、行政、学生、校友和公众人事意见比例的委员会，公开招揽（不一定
公开候选人名单）或由第三者推荐具备大学校长资格条件的人才，然后 以直接民主或间接民主的方式
从候选人名单中遴选合适人选，再报请董事会（如美国哈佛）或教育部（如日、港、台）任命之。
所谓的公开招揽， 不仅意味向所有（台湾的“所有”仅限于“国内”，英美则以全世界为“所有” ）适
当人才开放机会，同时也意味着任人唯贤以避免“任人唯亲”、“朋党主义”或“近亲繁衍”（如国内公私
立大专现行制度下的现况）。有别于欧美百年校长遴 选制的历史发展，台湾的“校长遴选制度”在 1994
31
年新大学法通过后才诞生，与台湾民主化历程并行，主要乃学术自治及校园民主派对抗国家威权和教
育部魔爪 的运动产物，而不仅仅是为了鼓励竞争、避免朋党主义。
最近台美两国大学校长风波引起的讨论，是如何完善原有的遴选制度。前者讨论重点是， 如何让
该制度可以更合理地实现学术自由与自治、避免教育部干预遴选以及避免校园民粹；后者则涉及校长
的管理能力，如经费筹募能力、公关应变能力、争取优秀 生源等。纵观这些辩论的提示，国内大专院
校如果要采取校长遴选制度，则都需逐步考虑以下问题：
1. 确立治校纲领：以行政为主还是以学术为主？这一点可依各校现有制度的基础而设计或修改。
2. 遴选委员会的成员比例？除了校内学术和行政人员，是否开放给学生、校友和小区代表？学术人员
是否过半？以大部份欧美港台日现制来看，为了确保学术自主空间，即使是以行政为主的哈佛大学，
都以学术人员过半为准。
3. 在校长遴选组织章程设计上，是否有必要避免校长候选人与委员会委员勾结？例如中台某些大学的
现有制度，没有条例禁止候选人当选后任命委员会的委员为行政层级或学术层级主任，导致遴选过程
出现买票行为。
4. 候选人资格该考虑哪些项目？以行政能力为主还是以学术能力为主？是否设定年龄限制？
5. 如何招募候选人？是否向国外人才开放？要否聘猎人头公司协助？是否限制校内教职员参选？
6. 候选人名单是否向公众公布？选前还是选后公布？
7. 任期？连任次数？连任方式？由谁规定？
8. 选举方式是直接民主（如全校学术人员和行政主管一齐投票）还是间接民主？台湾许多公立大学因
采直接民主制，经常造成民粹或难产。
9. 一阶还是两阶选举？英法德三国采一阶选举，其余国家则多由遴选委员精选 2、3 名后，向董事会或
教育部推荐，并由后者从中择一任命之。
以上为“大学校长遴选制度”的一些粗浅见解，完善的遴选制度或章程设计，只要在搜索引擎上输
入“校长遴选制度”、 “校长选拔制度”或者“selection of principal/ president”，就有数十万笔数据可供参
考。反倒是推动该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和群体动向，值得我们关注。以后发展国家的历史来看，许
多教育制度和 机构还在不断改革，不管是以营利或非营利为主的私立大专，还是由国家出资的公立学
府，如果要推行校园民主、学术自主或者是“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恐怕都免 不了要面对董事会的威权
或者是教育部的魔爪。
在国内，到底谁会是马来西亚校园民主和学术自治的先锋呢？应该不会是财团、董事会或者教育部
吧 。
照片：美国漫画讽刺 Summers 言论风波。
（东方日报‧2005.4.21）
32